利息所得稅是一個小稅種，2005年的收入356億元，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就是1%，但卻引起了很大爭議。看了一些相關文章和報道，感覺誤解太多，有待澄清。

　　主張取消利息所得稅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是依據四個方面的理由：一是與1999年恢復征收利息所得稅的初衷相悖。當時是為了擴大內需，希望把一部分儲蓄存款“趕”出來，以增加消費。而現在我國的宏觀經濟形勢發(fā)生了變化，正如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在接受媒體采

　　訪時所說，“我看不出利息稅和擴大內需有何關系”，故而主張取消。二是物價在上漲，存款利率成了“負利率”，存款人收益變成了“負所得”，不應對“負所得”征稅。三是認為加劇了不公平，一律征收20%，加重了中低收入者的負擔，而且對中低收入者的消費有“擠出效應”。四是取消利息所得稅對財政收入的影響不大，有可行性。這些理由初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細一琢磨，其實都缺乏邏輯的說服力。

　　主張取消利息所得稅的理由因人而異，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想象”的成分比較多，對稅收和相關事實深入分析的成分比較少。廣泛流傳的第一個理由顯然是把稅收當成了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的扳手、鉗子和改錐之類的東西，想用就用，不想用就擱一邊。這與我國長期存在的對稅收功能的錯誤理解有直接關聯(lián)。任何一個稅種，首位的功能是組織財政收入，其調節(jié)功能只是派生的，后者不能凌駕于前者之上，否則就會形成一個極其扭曲的稅制結構。早在1950年，我國就頒布了《利息所得稅條例》，1993年修改個人所得稅法時，利息所得同樣列入了征稅項目，1999年11月只是恢復征收而已。

　　再看第二個理由，“負利率”條件下的“負所得”不應征稅。其實，這是兩個問題，“負利率”及其缺口有多大與利息所得稅的開征或停征沒有直接關系。物價和利率是兩個最直接的影響因素，以假設物價和利率都是適當的前提下考慮利息所得稅的存廢是不合邏輯的�！柏摾�率”這種結果到底會產生什么影響，需要根據具體情況深入分析之后才能得出結論，不能簡單地依據這種現象本身就認為利息所得稅加重了“負利率”而應當取消。至于“負所得”征稅不合理的結論純粹是牽強附會。征稅從來是對“現價收入”，如果扣除物價影響再來征稅，則現行稅制都要推倒重來。

　　至于第三個理由，我認為恰恰是弄反了，征收利息所得稅有利于更大范圍公平的實現。一些媒體以個案的方式報道，認為利息所得稅加重了中低收入者的負擔。以這種微觀的視角來看，任何稅收都是對可支配收入的減少，自然是一種“負擔”。在任何社會，對多數人來說，繳稅都是一種“痛苦”的事情，單個地詢問納稅人得出的結論是不足為憑的。至于說沒有設計起征點，而稅率又是一刀切，有些不公平，從理論上說，這確實存在。但公平從來都是現有條件下的公平，不存在抽象的公平，所謂學習美國的綜合累進征收個人所得稅制度，在現階段是無法做到的，做不到的公平，那只是空談，毫無意義。在大多數存款為少數人擁有的情況下（有研究報告稱，20%的人擁有80%的存款），即便是稅率一刀切，沒有起征點，利息所得稅仍能起到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作用，存款多的，多繳稅；存款少的，少繳稅，仍然符合公平納稅的原則。而且，通過利息所得稅組織的財政收入用于“三農”、用于低收入階層、用于向中西部貧困地區(qū)的轉移支付，能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公平。再從城鄉(xiāng)儲蓄存款的分布來看，城市居民擁有的儲蓄存款超過80%，相比之下，8億農民的儲蓄不足20%.就此而言，利息所得稅也是落實“城市支持農村”這個基本方針的有效方式。

　　第四個理由是以稅種的規(guī)模來論證的，完全是一個邏輯錯誤。利息所得稅該不該存在，不決定于它取得了多少收入，而是看它自身有無存在的正當性和合理性。

　　綜上所述，利息所得稅有其存在的理由，主張取消的依據是不成立的。稅收是一種財產權利關系，不能當作宏觀調控的簡單工具而隨意地變來變去，而應當基本穩(wěn)定。稅收影響公平，但既要看到小范圍的公平，更要關注大范圍的公平。稅收影響經濟，但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既然“稅收與死亡一樣不可避免”，除了完善稅制之外，就要更多地考察分析其他方面的問題，不可以輕言稅收“存廢”來替代其他方面問題的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