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傳出，個人所得稅（以下簡稱“個稅”）改革方案正按既定時間表推進，其中比較受關注的是“房貸利息抵稅”。有研究測算，該項政策“落地”后，個人住房貸款利息支出將下降15%-45%。
在“穩(wěn)增長”背景下，樓市占有重要地位，加上決策層對“去庫存”、“促消費”也提出明確要求，行業(yè)政策導向向“供給側(cè)”轉(zhuǎn)變（如降低要素成本）。因此，人們預期接下來的樓市扶持政策會“放大招”，出臺像“房貸利息抵稅”這樣重磅政策也就不奇怪。
目前，我國個稅以“工薪稅”為主，普通工薪階層納稅占目前個稅總收入的70%以上。2011年，個稅法修訂時，財政部門曾披露，起征點從2000元上調(diào)到3500元后，納稅人數(shù)由約8400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這意味著，勞務報酬、經(jīng)營所得、不動產(chǎn)等財產(chǎn)轉(zhuǎn)讓等非工薪個人所得納入應稅收入的占比很小。事實上，非工薪個人所得是富人的主要收入，故目前個稅制度下，真正的“富人”稅率反而很低。
近年來，盡管提高“免征額”讓中等收入群體收益，但該政策也使得平均稅率（全部個稅/全部應稅所得）下降。同時，低收入人群沒有明顯受益于提高“免征額”（稅率保持為0）。但是，若不提高“免征額”，名義收入增長會使更多工薪族進入納稅人行列，或由低稅率層級進入高稅率層級，阻礙了中等收入人群壯大。同時在居民收入來源日益多元化的情況下，亟待改革個稅制度。
我國個稅改革的方向，就是從目前的“分類計征”（11類個人收入分別規(guī)定起征點和稅率累進）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計征的稅制轉(zhuǎn)變，以改變目前“分類征收”模式下，富人征不到稅、個稅淪為“工薪稅”的現(xiàn)狀。
在個稅的“綜合計征”制度下，為了體現(xiàn)公平稅負和“保低就高”的原則，在一定額度內(nèi)，允許個人將維持家庭“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費用在稅前從應稅個人收入中扣除。從多國實踐看，扣除項涉及定額或定比率的食物費用、住房（第一套房）貸款利息、未成年子女撫養(yǎng)費、基礎教育支出和保險費、贍養(yǎng)費用等。稅前扣除基本生活負擔，在于這些費用既是維持國民身心健康的基本投入，也是勞動力再生產(chǎn)和涵養(yǎng)稅源的必要投入，不應該納入應稅所得。
在新的稅制下，將個人工薪、經(jīng)營、勞務和稿費等收入綜合起來按同一個累進稅率表征稅，而為了吸引投資和留住資金，將資本所得單列分類計征，繼續(xù)適用比例稅率。同時，完善“稅前抵扣”，將居民基本生活費用稅前扣除。這樣，低收入人群的稅率將明顯降低，而高收入人群的稅負將增加。此外，對于高收入人群的資本所得，依舊采用分類征收模式，也不會挫傷投資的積極性。
近日，某高校發(fā)布的《2015年中國家庭資產(chǎn)報告》顯示，中國家庭總資產(chǎn)中，房產(chǎn)占據(jù)70%。隨著房價快速上漲，按揭貸款在近年來已成為居民最大頭的支出。同時，“十三五”有兩個重大目標：一是將已在城市就業(yè)的2.7億外來人口納入城市戶籍，二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降低外來人口城鎮(zhèn)化成本，則是實現(xiàn)這兩項目標的最大公約數(shù)。
外來人口市民化后的首要需求就是“安居”，但“衣食住行”中住的支出最大。如果能夠?qū)⒒咀》抠M用在稅前抵扣，無疑將極大地降低外來人群市民化的成本。以個稅改革為契機，將住房等基本生活成本稅前抵扣，將是增強城鎮(zhèn)人口集聚能力，構建內(nèi)需型社會的較好契機。同時，這也是降低城鎮(zhèn)居民的生活成本、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途徑，更是通過理順要素收入分配，激活勞動生產(chǎn)要素，加速推進“供給側(cè)”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1996年“九五”計劃到2011年“十二五”規(guī)劃，我國已連續(xù)在四個五年規(guī)劃中提出建立“綜合分類結合的個稅制度”，但并沒有邁出實質(zhì)性步伐，原因在于征管難度、納稅申報、信用監(jiān)測等不完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2014年《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均提出建立新的個稅制度，今年5月國務院批復《關于2015年深化經(jīng)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提出個稅改革要在2017年付諸立法，意味著個稅改革全面提速。
目前，個稅繳納源泉扣繳普遍推行、個人納稅檔案也在逐步建立、每個人有唯一身份證號、年所得12萬元以上高收入者自行申報已實施幾年、部門間信息共享和交換不斷提高，這些征管條件和環(huán)境為綜合分類結合的個稅制度的實施提供了必要前提。同時，加速推動“供給側(cè)”改革，以新型城鎮(zhèn)化為契機構建內(nèi)需社會迫在眉睫。因此，加速推進個稅改革，完善住房成本等稅前抵扣的時機也已經(jīng)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