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有股減持中的一個會計悖論提出國有資產流失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據測算，從80年代以來，國有資產流失平均每年500億元左右，相當于國家財政總收入的19.5%；有的估計每天以3.3億元的速度流失。據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估計，我國公共部門（含國有企業(yè)）的資產流失約占GDP的8%-12%.有研究資料表明，“七五”期間，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19746億元，但到“七五”末期，30多年形成的全部國有資產只有16500億元，還不如“七五”這五年投入的多?！鞍宋濉逼陂g，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4.3萬億元，但到“八五”期末，國有資產總額才將近4萬億元，失誤的投資決策與無孔不入的“尋租”活動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即使是增值部分，有許多還是土地、建筑物在評估中增值而形成的。

　　另一方面，在國有資本增值方面國家作了一種制度安排，就是安排國有企業(yè)上市。國有企業(yè)通過剝離與模擬的改制上市制度安排，不僅使國有資本在上市時大量評估增值（以行政指令方式使國有資產在1992-1995年的核資過程中大幅增值），并且通過三年又一期的制度輔以超高市盈率來達到連續(xù)性增值（國有資本市場價值放大，因為上市時國家股及國有法人股按評估后凈資產折股計算，而流通股通過溢價發(fā)行確定。國有股只用凈資產和少量現金就取得了對按照溢價發(fā)行得來資金的控制權）。但伴隨這一增值過程的另一面（惡果）就是所謂的“尋機性會計（或稱創(chuàng)造性會計）”及非法“盈余管理”的大量出現，加重了信息不真實程度。

　　伴隨2001年6月14日《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的出臺，我們有充分理由做如下推理：政府完全可以通過不斷投資新企業(yè)，并配以相關制度安排這些企業(yè)上市，再以國有股減持來實現獲利，這種局面果真出現就必然形成路徑依賴。財政部2001年《企業(yè)會計制度》一再淡化公允價值而強化賬面價值，但在國有股減持上又極力強化市場價值而淡化賬面價值。制度安排的政治策略極其明顯。

　　國有股減持反映出這樣的一個會計悖論：政府希望會計信息真實但安排了會計信息失真的制度。一般工商業(yè)上市公司要求執(zhí)行2001年《企業(yè)會計制度》，非上市國有企業(yè)執(zhí)行該錯度要報經批準。如果新制度能更真實地反映企業(yè)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為什么真實性要經過批準？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是大型國有企業(yè)潛虧很大。會計改革所付出“真實的代價”是如何處理潛虧；不改革所付出“謊言的代價”是經濟泡沫擴大。更深的層次看會計改革涉及一定程度的財政風險與國家經濟安全，如金融企業(yè)的壞賬問題。同時還應對提高經濟運行質量與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數據支持，并對經濟事件把關。兩難選擇中的會計信息質量的取向決定了會計信息真實性程度，因而判斷會計信息的真實性也應與特定的前提條件相對應。

　　二、會計域的反應：現狀及方向

　　分析某種制度安排不可能從一種免于任何制度影響、純粹由技術決定的外生性博弈規(guī)則開始。任何范圍的博弈規(guī)則多少已經含有某種已設計的機制（規(guī)則）。會計本質上是一個財務信息處理、加工和呈報的信息系統，其運作依賴于一定的會計規(guī)則。會計規(guī)則是一種人為制造的秩序，是多因隸影響下制度變遷的結果，更直接體現為利益相關者利益沖突與協調下均衡或非均衡狀態(tài)。會計的基本職能是反映經濟真實。

　　影響信息真實性的因素很多，這里我們借用“域”的概念展開分析，域是指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并能用抽象化、典型化對主要特征作綜合表述與反應的基本單位，其中參與人集合與行動決策集合是其構造性要素。域可以從多個角度界定，如一個國家經濟，這里將其界定為政治域、交易域、組織域和會計域。域特征連同為參與人每個行動決策分配結果的規(guī)則（后果函數）一起構成博弈（即機制）的“外生”規(guī)則。站在域角度可把會計規(guī)則（制度）定義為關于會計域各種博弈均衡之一的概要表征。依此而言，會計規(guī)則應具有公共合約性，是現實社會經濟中利益相關各方在具體環(huán)境中通過比較“制度費用”，通過資源配置的博弈過程，通過各種公共決策的投票程序，最終形成可行的會計規(guī)則，其特點是通常不會令任何人或機構覺得達到了“最優(yōu)”。恰恰因此它才成為社會博弈的結果而不是任何個人選擇的結果。

　　在常規(guī)制度安排上，政治域、組織域、交易域與會計域之間關系基本體現為：價值標準、觀念→政治域→組織域和交易域→會計域。前一域概念是后一域概念的條件，逆向相關關系同時存在，第四層次對第三及潛移默化對第二、第一層次產生影響。新古典經濟學家制度理論認為向一種高效體制環(huán)境運作是一種自然趨勢，有著自身制度變遷路徑。而當前我國一系列會計規(guī)則變化正好體現這種趨勢。如2001年有關會計審計方面的規(guī)章可以說是最多的，內容涉及到上市公司的經營、重組、關聯交易等各方面出現的造假、隱瞞行為進行約束。下面我們從政治域、組織域、交易域與會計域的關系來探討會計規(guī)則的性質。

　　1.用會計域規(guī)則來實現政治域目的，嚴重后果是破壞了會計的基本職能——反映經濟真實。政府管制對信息真實性產生嚴重影響。比如，我國的飛機票價由民航總局統一規(guī)定，統一航線不論機型，航空公司的差異票一樣，所有公司和售票點只能給客戶20%的優(yōu)惠，屬于高度壟斷。這樣的價格不是根據有效市場價格計量的收益，不能恰當反映公司的真實收益，而且會隨時發(fā)生不可預期的變化。又如在郵政網站上歷年《郵政年報》中只有業(yè)務收入數字而沒有任何成本或費用記錄。上述行為從經濟學角度看都是行政壟斷性盈虧，而政府就是憑借市場禁入手法并通過會計制度來謀求政府資產的“盈利”。

　　2.用會計域規(guī)則來規(guī)范交易域行為，能維護會計反映經濟真實的基本職能。比如，中國證監(jiān)會會計部在一份《會計準則國際化簡報》通過案例指出，按國內目前的會計制度編報的財務報告，不足以真實地反映銀行的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在報表附注方面也存在重大差異，尤其是缺少對表外資產、利率風險的量化分析等內容。證監(jiān)會率先向“會計準則的制定”發(fā)起了總攻，據悉正在擬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關會計準則，理由是我國新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同國際通行標準很難在短時間內接軌。

　　3.會計域規(guī)則與組織域規(guī)則必須相互協調。現階段我國會計制度具有較強的統一性，但用統一尺度去規(guī)范千差萬別的經濟事項，不能都做到恰當公允。過分強化統一性必然弱化有用性，反之也成立。因而必須確定統一性的強度，即會計規(guī)范是靠法規(guī)形式強制推行還是依靠權威性支持，是以具體規(guī)則還是基本原則為基礎。要在盡量杜絕“創(chuàng)新”會計制度根源基礎上注重企業(yè)管理創(chuàng)新與企業(yè)會計制度靈活性的協調發(fā)展。靈活性使會計能夠跟上業(yè)務創(chuàng)新的步伐，但這種靈活性不應被“過度開發(fā)”，否則利潤操縱之類的濫用靈活性就會隨之而來。一定程度的軟化會計規(guī)則，允許創(chuàng)新，財務會計才能進步。

　　作為政治域均衡狀態(tài)的國家形態(tài)構成任何整體性制度安排的一部分，政治域通常在結構上以中央政府為聚焦點。制度安排的性質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國家的特征。在這方面，政治域對會計域制度變遷必然有較大影響。我國屬于大陸法系，強調的是統一性和嚴肅性，而且我國會計制度沒有經歷西方國家的自然孕育過程，制度一開始就具有高度權威性與法規(guī)特征，并逐步體現國家政策的特性?，F在會計研究的政治導向與政府行為還表現得比較嚴重，這是我國會計制度變遷約束條件之一。

　　組織域是會計域活動的空間，組織域的創(chuàng)新必然要求會計域規(guī)則的協調。當前我國企業(yè)組織正在從較小范圍的經濟合作秩序擴展到更大范圍的全球化，會計域必然隨管理創(chuàng)新不斷演變，這也構成了會計域制度變遷的約束條件之一。交易域是會計域的最主要對象，交易域的成功需要會計域規(guī)則的技術支持。全球變動的技術環(huán)境使新交易層出不窮，會計域的技術性規(guī)范必然要確保新交易的完成，實現價值創(chuàng)造。不難看出，組織域、交易域與會計域三者之間存在強烈的互補性，但它們發(fā)展的極限很大程度取決于政治域中政府的規(guī)制框架。

　　三、轉軌期會計域真實性前提：透明度制度安排

　　現實中通過會計域逆向改造整個治理機制是不現實的，即使是公司治理機制都不可能。因為就會計域規(guī)則自身改革中起決策中作用的也是大量的“集團利益”與個人利益，還會有許多不同的“觀念”或“價值標準”在起作用。因此，根本的解決思路是改變政治經濟中的“利益格局”。阿爾欽認為“產權是由社會強制執(zhí)行的對資源的多種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很明顯這句話表達了選擇即權利含義，這樣，相關利益者選擇權的實現程度及方式對會計規(guī)則形成有著決定性影響。

　　經濟學將政府定位于代理人更具有解釋力。在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下，政府兼有國有企業(yè)股東和政權機關的雙重職能，在所有利益相關者中最具影響力，而且存在利潤與非利潤多重目標支配，既有反映企業(yè)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意圖，同時也包含著其他方面的目的（如政治目標、社會目標及其他臨時性目標等），并且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相互矛盾和沖突。而國際上通行的會計準則，其目的是唯一的，就是通過財務資料真實反映企業(yè)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為投資者和資本市場服務。由于代理人的特征是制造機會為自己或某些利益集團牟利，因而現階段政府主導的游戲規(guī)則的公證而透明必然受到一定影響。

　　多重目標導致的結果就是出現博弈行為，且參與博弈者越多，漏掉信息量越大或就是虛假信息。因為企業(yè)利益相關者中任何一方就會把自己掌握但不愿披露的信息看作博弈策略的一部分。在博弈均衡的格局里，各利益相關者都只能部分地觀測到自己所需信息，被漏掉的那部分信息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就構成整個信息系統“制度費用”的一部分。

　　因此，退而求其次的選擇是把提高信息透明度當作現階段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對整體制度安排的首要標準，這也是實現信息真實的前提條件。

　　現存透明度理論觀點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類：第一類，透明度是一種技術范式，用來規(guī)范信息披露方式方法的標準。第二類，透明度表明的是所披露信息應具備的質量特征，是針對信息質量本身內在品質而言的。第三類，透明度屬于制度范式，是整個社會各行為主體應遵循的行為準則。第四類，透明度是資本市場的核心要素，反映了股東價值最大化觀念或利益相關者觀念下的公司治理改革取向。第五類，透明度是對社會文化傳統價值標準的挑戰(zhàn)，是一種自由化取向。我們認為，透明度是從經濟學角度予以界定的中性概念，是與信息密切相關的一個概念，其精確的定義應是：透明度是社會整體實現完全信息與完美信息的制度安排，是對封閉社會的超越。其中完全信息含義是人們必須對參與博弈的各方的每一個行為決策的結果、利益或損失有比較明確的了解或者有明確的預期；完美信息含義是博弈雙方在博弈過程中都能觀察對方的行為決策。

　　由于資本市場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作用日益重要，上市公司的透明度被信息需求者迫切要求，公司治理結構又是上市公司的核心，而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核心又是會計標準，因而，站在逆向相關角度，借助企業(yè)行為及會計透明度實現的制度分析與制度安排來折射出透明度實現的基本原理，是切實可行并行之有效的。

　　四、會計透明度：制度安排及啟示

　　透明度實現的前提條件是最大限度消除信息約束的制度根源，信息約束指在信息獲取過程中存在的自然障礙。會計使用一系列核算工具并通過嚴密的規(guī)則與科學的程序把它們組成一個經濟信息系統，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各種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各種管制行為，都離不開會計信息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各種體現經濟政策的法律制度與政府管制也可能造成會計信息約束。我國現階段會計信息約束存在于：

　　1.會計制度制定權合約安排的不完備性，政府大股東導向明顯，制度安排很大程度體現出政治策略特征。就新制度經濟學而言，會計制度（準則）的性質是關于會計規(guī)則的公共合約，表現為不同利益主體在改革選擇集中利益互動的三元博弈行為或策略選擇行為。由于其特殊性在于不是直接約束相關利益主體的經濟行為，而是通過提供技術規(guī)范約束會計主體的會計行為，確保會計制度提供具有相關性和可靠性的財務信息間接地實現調解人與人之間經濟利益關系的功能。不難看出，我國會計規(guī)則尚不具備這種性質。

　　2.存在會計制度制定權部門之爭，其實質是爭奪會計準則的制定權。即使是現在，中國部門立法還比較盛行，目的是為本部門爭取最大的自由量裁權。會計規(guī)則制訂權歸屬、國有股減持的執(zhí)行主體等都體現了多重管制目標對統一規(guī)則的人為割裂。

　　3.國內現有會計實務與國際慣例之間差距已不很顯著，但整個會計體系與當前經濟發(fā)展的差距越來越大。這是政府管制不透明的惡果：①企業(yè)增加會計信息透明度（如利潤透明）的好處可能被與透明度增加相聯系的政治成本超過。②企業(yè)增加會計信息透明受到政府規(guī)則自身缺陷的限制，如企業(yè)業(yè)務創(chuàng)新與企業(yè)會計制度靈活性同步是最有效的避險方式，但法制化會計制度的缺點是不容易進步不允許創(chuàng)新，容易造成自我封閉的會計法制。

　　4.在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下，作為代理人的政府面對如下窘境：給企業(yè)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可帶來企業(yè)效率提高，但同時可能導致“內部人失控”，使股東利益受損；國家作為大股東對企業(yè)進行監(jiān)督和控制，又會由于國家及其代理人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使這種監(jiān)督和控制難免帶有行政色彩，導致對企業(yè)過多的干預。反映到我國上市企業(yè)的公司治理結構就是：內部人控制問題被“一股獨大”的現實合法化。

　　上述會計信息約束因素的客觀存在，阻礙了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然而，盡管新興市場中政治域、組織域、交易域與會計域之間的互動關系還都存在相當明顯本土化特征，但資本因素在很大程度已是全球流通，各國和地區(qū)的資本市場也已相互連通，因此，資本持有人的選擇和偏好必然對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特別是像中國這樣對資本需求強烈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制度演進產生影響。因而資本又推動制度向全球化方向發(fā)展，“資本路徑”成為推動透明度制度安排的一種力量，必然要求規(guī)則一定要透明。所以，透明度制度安排必須堅持程序理性，確保高質量會計制度的透明度。

　　在改進透明度制度安排的同時，技術上也應有保障。最大化強制信息披露制度是美國SEC監(jiān)管思想，現已獲得普遍接受。透明度需要一種相應的配套機制作為基礎，其完整的框架結構包括如下內容：（1）明確會計信息應具備的質量標準及評價方法，優(yōu)先選擇國際公認的會計標準；（2）合理界定信息披露的內容、時間和頻率；（3）解決會計信息在信息結構與信息量上的不對稱性，確保公平對待所有利益相關者；（4）實行嚴格的監(jiān)督制度及違規(guī)處罰制度；（5）具有獨立的第三方審計及鑒定。

　　技術上滿足會計信息披露與制度上解決會計信息約束兩者的結合才能確保會計高透明度的實現。若把上述思想引入透明度一般性制度安排，可以折射出高透明度應具備的基本條件：

　　1.政府決不能因實施管制而導致信息約束，以科學的程序事先安排各種數據、法規(guī)及相關信息公布時間表，并且使各行政行為主體在政策運作上協調一致，重點是理順財政部與證監(jiān)會的關系，并改革我國以預算會計為特征的政府會計制度，轉變重心，注重面向公眾的信息披露，進而提高政府行政行為的透明度。

　　2.任何行政決定的做出都要以行政決定部門和主管人員責任（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與權力保持相互對稱，要加強司法介入的力度則必須保持法律制度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但要避免司法制度與社會經濟現實出現二元對立與分化。

　　3.各類市場參與主體應按照一定的透明度標準充分披露信息，以滿足信息真實性的質量要求。由于有關透明度的標準歸納起來有50多項，因此必須對關鍵性的標準及相關指標予以明確，其中對企業(yè)行為和文件透明度標準的研究是當務之急，公司治理評分（包括概念、標準、方法三方面）又是重中之重。

　　4.在一個高透明與競爭性的市場環(huán)境中，自律往往比強制監(jiān)管更有效。一定程度的放松管制對于提高透明度非常重要。理論上講，一個企業(yè)只要做到了充分透明度，無論經營好壞，都可以上市。因為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和信息披露行為，從監(jiān)管角度來看，比其業(yè)績更重要，業(yè)績只是其自身問題。當前政府應盡快使企業(yè)上市成為高透明度的自由選擇。

　　5.透明度與信用、責任、創(chuàng)新和信息等諸價值概念密切相關，是一個全面、綜合性概念。比如，決定透明度制度有效性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相關執(zhí)行主體的道德意識，即“誠信”程度，制度經濟學的術語就是“第一方監(jiān)督”。又如，持續(xù)信息披露的法律責任主體為公司董事會，若出現違規(guī)違法，董事會全體成員及監(jiān)事會都應承擔相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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